現代音樂的光芒 作曲家 潘皇龍

有人熱衷於恢復固有文化，有人熱衷於發揚固有文化，我相信也該有些人默默地為開創現代新文化而效力；有人寫東方音樂，有人寫西方音樂，我希望我寫的是道道地地潘皇龍的音樂。──潘皇龍 聽到「現代音樂」這個名詞，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？是艱澀難懂的各種主義與創作理念，還是跳脫出古典樂模式，始終無法「悅耳動聽」的音樂？儘管你腦海裡無可避免地浮現這些印象，儘管現代音樂音樂會的票房行銷並不好推，但台灣長年來，仍有作曲家、交響樂團和藝術工作者願意排除萬難，為了一份使命感，默默地耕耘與推廣現代音樂超過數十年，並且樂在其中，樂此不疲。延續這份熱忱，如果說，現代音樂如同其他音樂一樣，是可以透過學習，並且從中獲得莫大的樂趣的，你，願不願意給自己這個機會試試看呢？ 說起台灣作曲家潘皇龍，大家應該不陌生，他是台灣現代音樂的推手，兩度獲得「國家文藝獎」，作品多次在「柏林愛樂廳」演出。他創立「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台灣總會」並擔任理事長，也曾經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院院長，作育英才無數，為臺灣培養了許多現代音樂的人才。 而潘皇龍和國立臺灣交響樂團（NTSO，簡稱國臺交；原省立臺灣交響樂團，簡稱省交）的淵源也相當特殊，1945年出生的他，和國臺交成立的時間一樣，學生時期，他也經常聆聽省交的演出，或許即將和國臺交合作的音樂會，是當時就埋下的緣份。 潘皇龍回顧踏上音樂之路，那是一段苦澀而甜美的日子。1973年，在包克多教授（RobertWhitmanProcter,1927∼1979）的啟迪之下，開創了潘皇龍的現代音樂之路。1974年，潘皇龍獲得「茹斯汀基金會」全額獎學金，離開故鄉，前往瑞士深造，在遠行之前，他創作了一首作品《楓橋夜泊》，這是他生平第一首管弦樂作品，這首極富詩意性的作品，有著浪漫的旋律，也是潘皇龍該時期的寫真。 **30年壓箱寶亮相** 潘皇龍到了瑞士，進入「蘇黎世音樂院」就讀，師從雷曼和布倫兩位教授，主修理論作曲，1976年畢業獲得作曲家文憑之後，1977年前往德國漢諾威音樂戲劇學校，師從拉赫曼教授，這段時日，可以稱作是潘皇龍的「歐洲時代」，該時期所創作的作品《輪迴》，於1977年至1979年之間完成，潘皇龍笑說「《輪迴》這個作品的命運，真的像是在輪迴，因為我寫完就遺忘它了，這一忘，就是30年。」直到前陣子有樂團想出版潘皇龍的作品，他才想到還有一首曲子是寫給五位獨奏家與管弦樂團演奏的，因此，《輪迴》才得以「重見天日」，但僅止於唱片錄製，仍舊沒有公開演出過，所以說，這回和國臺交的合作，可說是真正的世界首演！ 自瑞士到德國，潘皇龍優異的表現，使得他連拿了五年的獎學金，在歐洲現代音樂蓬勃發展的狀況下，潘皇龍也得以靠著作曲維生。1978年，潘皇龍到柏林藝術大學與尹伊桑教授（IsangYun,1917∼1995）學習二十世紀作曲法，大城市柏林豐富的資源，給了潘皇龍莫大的激盪，不僅音樂活動多，更有多座音樂圖書館，「唱片竟然都是可以借回家聽的，當時的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，因為唱片是會毀傷的，這同時也代表著他們是有能力去承擔這個風險。」在柏林潘皇龍也和許多作曲家接觸，也有許多錄音的機會，像是德國的科隆電台就曾經多次製作他的作品。 1982年，適逢柏林愛樂成立一百週年，愛樂委託當時在柏林幾位活躍的年輕作曲家創作，潘皇龍也是其中之一，他寫了一首四管編制的作品《五行生剋II》（1981/1982），這首作品後來回國，由於當時國內樂團編制的緣故，因此他又將曲子改成三管編制，稱作《五行生剋IIA》（1981/1982），而當年柏林愛樂所演出的部份，後來潘皇龍又將其發展成另外一首作品《五行生剋III》，這首運用金木水火土五元素作為創作素材的樂曲，可說是潘皇龍在國際樂壇上發聲的代表作。國臺交即將演出《五行生剋》，潘皇龍也想要再挑戰管弦樂法上的禁忌──用兩種樂器演奏同一個旋律。另外，除了原有的舞台空間，他也想試試在觀眾席安排樂手，「依國臺交現在的能力，是可以勝任的。」 **以大譜表創作大提琴協奏曲** 說到挑戰作曲手法上的禁忌，不得不再提到另外一首潘皇龍的作品──《大提琴協奏曲》為大提琴與室內管弦樂團（1996/1997）。這首作品由台北人室內樂團委託創作，首演是知名的大提琴家楊文信先生，潘皇龍形容，楊文信是一位能夠主動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的演奏家，不僅演奏技巧高超，甚至也替這首作品尋覓更好的演奏方式，進而達到潘皇龍想要的音色。這首用大譜表寫作的大提琴作品，獨特性高，也非常有創意，隨著音域的寬廣，演奏者必須在大提琴指板上來來回回地轉換把位，需要手大的人較能勝任。這首作品2000年在羅馬尼亞演出時，有一則有趣的小故事，當時主辦單位告訴潘皇龍，是一名女性演奏家擔任協奏曲的獨奏部份，潘皇龍心想：會不會手比較小，「結果到了現場，那名女大提琴家竟然有190公分高！」這首作品對任何一位大提琴家而言，都是挑戰自我的演出，當時在羅馬尼亞演出完畢，香港現代樂主席也一直對其讚譽有佳，直說這首作品是華人的光榮！ 潘皇龍認為，創作就是一直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，「各個時期的我，多多少少可以反應出當時的想法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輩子都寫同樣類型的作品。」身為作曲家，最忌諱的就是拷貝自己或別人，如果不想和別人一樣，只要用心發掘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已有足夠的素材得以創新和開拓。 在臺北藝術大學任教期間，他兼任傳統音樂系主任，接觸到真正屬於臺灣的傳統音樂，也和許多民間樂師相處、交流，在不斷地反芻之下，因而有了管弦樂作品《禮運大同》（包括《禮運大同I》(1987)，《禮運大同II》(1987/1988)，《禮運大同III》(1990)）以及和北管協奏曲屬性的管弦樂協奏曲《普天樂》（2005/2006）。 **「我只是想寫出我自己的音樂！」** 回顧潘皇龍的創作史，我們可以看見他不斷地在自我超越。他在自歐洲返國時的第一場音樂會節目單上寫著「有人熱衷於恢復固有文化，有人熱衷於發揚固有文化，我相信也該有些人默默地為開創現代新文化而效力；有人寫東方音樂，有人寫西方音樂，我希望我寫的是道道地地潘皇龍的音樂。」已說明了他的理念，他只是想寫出屬於自身的音樂，並且會繼續為推廣現代音樂努力，繼續寫下去。 （本文出自 MUZIK 古典樂刊 2011 年 5 月號 No.53 期）